配资门户网网站学习印尼访问的政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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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重要的政策方向，似乎要重新调回来。

5月24日晚上，高层在出席中国－印尼工商界晚宴并致辞时表示，“有序扩大海外投资”。

这是一个新定调，意味着中国的海外投资政策在新形势下正在重新调整。最近这方面的政策信号也越来越密集。

中国上一轮海外投资的高峰是在2015-2016年，多重因素推动了当时中国资本在全球买买买。

一方面，政策支持，当时高层在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中国装备走出去。我们引用2015年5月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外资司时任司长GDW对当时政策的解读：

过去中国的经济向外走，主要是贸易，也就是产品的输出，通过贸易的方式将中国制造的产品向外输出……什么是产业输出？我们不是简单的把产品卖到国外，而是把我们的产业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去，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能力。

这样的逻辑在现在看来并不过时，在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国仅仅通过贸易服务于全球市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要缓解海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担忧，需要更深层次的利益绑定，那就是投资，投资可以促进当地工业水平的提升、促进当地就业。

另一方面，上一轮海外投资高峰期，一些知名的民企（比如WD、AB）掀起了中国资本的海外并购浪潮，从酒店、金融到文娱行业等。中国那几年在全球的并购，有些像日本在经济高峰期的做法，似乎准备买下全世界。

但很快迎来了政策急转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代表了当时的变化。2016年底，四个部门答记者问，“监管部门密切关注近期在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出现的一些非理性对外投资的倾向”。

2017年年中WC五部门排查包括WD在内的五家公司境外融资情况，2017年对AB的调查开始，这家企业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不可一世。

到2017年8月，GB转发了四部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至此，这轮政策周期走完，从此中国对外投资逐渐低迷。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点仍停留在2016年。

现在印尼的讲话似乎代表中国对外投资政策重新掰回来，从限制到“有序扩大”。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哪些信号说明了这些转变正在发生，以及对未来有什么影响？本文试图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为什么现在要重新提出海外投资的问题，并且定调是“有序扩大”，这与这几年的形势变化有关。

第一个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出现的新变化，倒逼政策重新思考海外投资的问题。

虽然在2017年以后，高层并没有鼓励海外投资，但是形势在倒逼中国企业走出去。2018年中美贸易战是个关键节点，许多中国企业为了规避关税，不断迁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等地。

对于中国的制造业外迁，一度国内有很大争议。一部分人非常担忧，认为美国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中国因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成本上升低端制造业外迁，中国可能会面临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

另外一部分则认为根本不必担忧，因为印度、越南的制造业体量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企业赴这些地区投资反而会增强中国经济的辐射力。

这些讨论持续了一年，最后中国决策层采纳了后一种观点，鼓励中国制造业适度的外迁。

高层对这个事情的定调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是2022年10月，越方高层访华，中方表示，“中方愿同越方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推进两国互联互通，共同构建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鼓励实力强、信誉好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赴越南投资……”。

我们在当周的研究报告中分析了这个新表述，中国不反对企业外迁，相反鼓励中国企业去越南投资。

另外一个是次年高层在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上致辞，“中方愿继续扩大进口东盟国家优势特色产品，扩大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规模”。

“中间品贸易”这个词汇过去在高层的表述中很少出现，之所以鼓励中间品贸易，因为它已经起来了，中国企业外迁越南，越南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越来越多。这说明高层顺势而为，支持中国企业将越南作为重要投资目的。

当然，这样做也会遇到阻力，因为当美国也注意到，中国企业通过投资越南、墨西哥而规避关税，所以美国也开始围堵这些国家。

一个表现是拜登时期对东南亚四国发起的光伏调查，光伏的高额关税今年已经落地，这些中国迁移到东南亚四国不得不继续迁移；另外一个表现是今年已暂停的特朗普的全球对等关税，对东南亚许多国家下重手，实际上打击的也是中国的产业链转移。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企业外迁是为了规避关税，未来会越来越难，因为美国也在针对性采取措施。但海外投资其实不仅是短期规避美国关税的行为，还是中国经济绑定全球市场的必经之路。

中国产能要绑定全球市场，不能仅仅通过贸易这一种形式，还要通过投资的方式，让投资利益与投资所在地国家捆绑、共享。这是应对关税战的持久之道，而且扩大海外投资很迫切，因为国际环境会越来越恶劣。

第二个新变化可能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来自欧洲方面的关税压力。

这些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出口中的“新三样”之一，但是这个新变化也引起了海外，尤其欧盟的不满，开始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并加征高额的关税。

这是中欧经贸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至今虽然已经达成按照最低价格承诺方案来谈判，但目前还没有达成新的协议。

在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遭遇到海外高额关税的围堵之际，一些欧洲国家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西班牙等国希望中国车企去投资。

中国的电动汽车与其他行业不一样，它是制造业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过去中国汽车行业一直是合资车企的天下，中国一直在反思为什么本土车企没有成长起来。

新能源汽车弯道赛车，终于追赶上，并在上半场取得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必须大力支持，发展壮大，并在智能网联汽车阶段继续取得优势，各方的关注和支持可谓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中国电动汽车要发展壮大，必须走出去，在全球市场赢得竞争。如果只依赖于国内市场，只会越来越内卷，就如本周比亚迪的降价行动。

在与欧洲的反补贴关税博弈的过程中，一个新思维的讨论就是，中国的电动汽车不能只采取出口的思路，因为贸易关系比较脆弱，对方加征高关税，可能这个市场就失去了。但投资不一样，是深入嵌入到对方的经济体中的共赢思路。

举例来看，在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国研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在演讲中指出，短期内，我们认为，现阶段出口数量和规模不一定越大越好，增长的速度不一定越快越好。应对思路上，要灵活应用当地投资、整车出口、合资参股的一些形式，特别是要加强品牌和服务本地化的进程。

中国制造业能力很强大，内卷也比较严重。过去，中国经常自诩有十四亿人的大市场，这并没有错。但十四亿的人大市场满足不了中国强大的制造产能，中国必须要开拓更大的全球80亿人的大市场。

但如果只是通过中国生产、全球购买的方式，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冲击他们产业的担忧会越来越大。所以，中国资本要走出去，在海外投资设厂，这是不得不走的路。

第三个新变化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利率时代，中国国内已经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内卷化非常严重，必须需要从外部寻找新的增长空间。

去年以来，中国的国债收益率已经跌破了2%，最近的这一次存款利率降息之后，中国的一年期定存的利率已经跌破了1%。

中国要获得新的增长空间，既要靠内部科技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同时也要从外部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最近中国的30年长债的收益率已经和日本的长债收益率出现了交叉。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率水平看上起是由央行决定，但实际上是由该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决定。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低利率时代，过去3%的存款爱答不理，现在3%的存款根本就高攀不起。

这个时候中国的资金、资本都需要出海寻找高回报，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制造业出海只是这个大出海形势下的一个反映。这与日本当年走过的路径相似，日本的制造业出海现在远比中国更成熟。

我们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也分析了当前银行业负债端、资产端都正在进行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净息差不断创下新低之后，银行也要寻找更高回报的资产，其中之一就是海外贷款，一些大行和股份行在经营工作会上也已提出这个方向。中国银行在海外服务方面还很稚嫩，但这是不得不走的路。

我们认为，正是上述三个大的时代背景驱动了中国在海外投资政策上必定会来到的转变，这个转变将会逐渐打破在2017年左右对海外投资的限制措施，进而采取适度放松的态度。

2，

海外投资政策的转变，近期已经在高层和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公开行踪中体现出来。我们将相关信息列表如下：

高层对海外投资的新表述

日期

场合

表述

2024年4月

ZZJ会议

加强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

2025年5月

出席中国－印尼工商界晚宴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有序扩大海外投资，将与各国共同提升产供链水平和效益。

4月份ZZJ会议出现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态度，强调要做好服务，这是多年未见的表述，尤其是在如此高层级的会议上的表述。

此前一次高层会议提到这个问题是2023年11月的集体学习，会议要求，要强化合规意识，引导我国公民、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本周的印尼访问，中方在多个公开场合都强调了海外投资。比如，在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会谈中指出，双方要加强市场联通和产业协作。印尼方则回应称，提升产业合作水平。

在出席中资企业座谈会时，中方表示，“中资企业在海外打拼很不容易。我们将继续加强与更多国家的经贸合作，为中资企业海外经营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这句话不仅仅是针对印尼的中资企业，也是对中国在海外打拼的企业家群体说，未来肯定还有更多的行动。

东南亚已连续多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贸易和投资上的关系都比较紧密。而且近期高层出访东南亚三国时，也在加强其他方面的合作，建立外长防长双对话机制。

除了产业投资之外，中国在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比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带来了正面效应，更多国家也愿意与中国加强基建合作，包括正在进行前期研究的中越铁路。总理这次在访问中说，特别是做优做强标志性项目，进一步擦亮雅万高铁“金字招牌”。

除高层之外，部委层面也出现了一些支持的信号。比如4月23日，央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央行副行长在介绍时，也反复强调海外投资的问题，我们将相关表述列表如下：

LL在解读

近年来，企业“走出去”的需求日益迫切，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分散单一市场风险，推动产业升级，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以含金量更高的商品服务与技术，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在此过程中，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已经超越了单一融资，需要金融机构提供“投融资+风险管理+咨询”的一体化金融解决方案，针对不同市场和产业特性“量体裁衣”。

为更好应对市场竞争和外部挑战，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不断提速，对跨境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层次、更多维度的需求，企业对外投资从单一贸易向产业链布局延伸，企业全球化布局从单一市场转向了多区域协同，要求金融服务网络要同步跟进，针对不同市场特征和不同金融需求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他表示，“我们的《行动方案》就是立足这一点”，这一点就是指企业走出去。只是金融业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刚刚开始。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11月，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十五五”规划基本思路培训班上，邀请了六位专家分别围绕“十五五”经济形势研判、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穿越内卷、企业出海等进行专题授课，“企业出海”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虽然目前来看，鼓励对外投资政策转变还处于初期，但可以预见，接下来这方面的政策动作会增多。

现在，各方面对于企业出海的讨论也逐渐增多。我们也收集了一些各方的讨论观点：

与海外投资、企业出海相关的讨论

人物

观点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中国企业也需要继续“走出去”，探索如何成为一家真正可以触及全球市场的跨国公司，地方政府、中央各部门的宏观政策也要把企业“走向全球”的整体积极性调动起来，一起完成这个系统性的工程。

比如，现在国内有许多上市公司是“A+H”模式，但实际上所有的实体运作还是在内地，香港的优势与价值并没有被充分发挥或利用，这可能需要企业尝试一种“双总部”模式，不仅在香港上市，也通过香港做研发及全球供应链管理。同时，这些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调整也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在制度上的创新探索。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全球碎片化时代我国企业需要实现从“企业出海”到“大出海”的跃迁。“大出海”包含着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远的价值取向。

一是中国企业从简单的产品出口转向全价值链布局。二是从寻求规模上的突破转向寻求技术创新和管理的全面升级。三是从消耗型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中国企业绿色发展、数字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四是从简单的“走出去”变成“走进去”，更好地融入当地经济发展进程。

LYT

总结起来，如果说我们入世后的十年是靠中国的产品出海，打破了制造业困境。今天我觉得我们企业出海可能是打破制造业困境的一个措施，特别是很多制造业很多行业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出现内卷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起在国内打的头破血流，不如到国外去开拓新的市场。

《大出海——中国制造全球出征的关口和突破》作者

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要进行深刻反思的地方。我们总认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总强调“快”是我们的优势。但到了泰国，泰国人会告诉你慢慢来；到了墨西哥，你发现大家都不着急。

其实，我们不能把“快”看成是对“慢”的降维打击，而是要主动去适应当地的节奏，因为那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是入乡随俗的“俗”的一部分，我们要去适应它。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这一轮企业出海和过去相比又有哪些不一样呢？

从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中国正式提出了“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鼓励企业在海外投资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这个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也有许多教训。

比如中国国内的“内卷式”竞争带到了海外市场，经常出现同样是中资企业，甚至都是国企和央企，他们在海外为了争取同一个项目打得头破血流，完全没有协同。竞争是必要的，但是内卷式竞争带到海外实际上损害了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

再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快速反弹，很多企业却误判了宏观形势，在高峰期大举买入各种矿产资源。到后来受欧债危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等因素影响，矿产资金价格暴跌，这些高位买入的资源亏损严重。

再比如，中国企业出海往往仍是按照中国国内企业的管理模式，在国内加班是常态，但在海外许多地区对劳工权益保护较充分，这样的做法带来了许多的误解，也产生各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段子。

原因在于中国企业出海没有真正融入当地，仍是封闭运行，成为海外的中国企业mini版。这种模式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大。

再比如中国企业出海抱团较多，往往一群企业短时期涌入一个地区，但是忽视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对这种激烈变化的承载能力，这导致了当地民众的种种不适应，进而在热潮过后，引发反弹。当前中资企业蜂拥而至匈牙利也要警惕这个问题。

再比如民企出海则存在各种盲目冒进的投资，在国内以各种不可持续的高杠杆手段融资，然后在海外大举收购，如果国内的资金链断裂，海外的收购项目也会面临问题等等。

当然，中国资本出海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老一代的企业如华为、海尔、联想等企业，深入融入当地，有许多成功的案例。

新一代新模式也越来越多，比如中国的奶茶企业出海东南亚，蜜雪冰城在香港上市十分火爆；中国的潮玩企业泡泡玛特甚至也在海外掀起了热潮；中国的游戏产业出海已取得很大成就，甚至帮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

那么，这一轮的中国企业出海和过去有什么不一样？从高层在印尼的表述来看，最重要的可能是“有序”两个字，这意味着，并不是一股脑地放开，现在不会出现2016年那样海外大手笔并购热潮，当然海外也没有这样的环境允许中国资本买买买。

难题也在“有序”如何界定？出海毕竟是企业的自主决策，政策只能因势导利去支持。如果过度强调“有序”，那么干预太多，企业出海就无所适从。2017年出台的文件将出海投资分为鼓励、限制和禁止三个类别，可是这种人为划分类别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按照这个模式下发展，那么无论是中国奶茶、中国潮玩，或者中国游戏的出海，这些民企主导的领域可能都不被鼓励，但恰恰民企在这些领域闯出了一片天地。

中国国内要发展服务消费，对外开放服务业，中国的文化、体育、娱乐等产业为什么不能鼓励出海？他们走出去其实也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当然只要他们不是打着这些名目以转移资金为目的的假出海。

那么，接下来中国需要怎么做，进而更好地为出海企业提供服务？我们认为，这个领域从政策方面大有可为，因为中国企业出海还处于稚嫩的状态，各方面亟待提高，政策支持必不可少。主要可能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中国需要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目前重点是中欧之间的CAI尽量争取重启。

虽然全球化逆风吹，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国内内卷不是出路，出海是必然的选择。这就需要尽可能地和一些重点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多的投资保护协议。

2015年本来也是中国对外投资协定谈判的一个高点，中欧、中美都在进行谈判，但中美之间现在不太可能重启。

中欧的谈判已经完成，是存在重启的可能性，虽然目前障碍也很多。中国资本出海需要更多国家层面的投资相互保护，相互放开市场，吸引外资的同时也鼓励中国资本赴海外投资。

第二，中国需要类似于2000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一样，将服务企业走出去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出台顶层设计文件。

如果仅仅靠个别部门来出台一些文件，估计效用不高，企业出海需要的支持体系是全方面、多部门的，中国在政策上的短板太多，各个部门需要做的工作都太多。

中国已经提出了打造全球一流企业的目标，全球一流企业应当有一些硬指标，如果营收全部来自国内市场，而且身处垄断行业，如何说自己是全球一流？

全球一流企业的海外营收应当达到一定比重，比如华为、宁德时代等等。中国应当设定一些培育海外营收占比达到一定比例的真正全球一流企业目标。

中国制造业要发展壮大，仅仅靠14亿人的国内市场内卷不行，必须要充分挖掘全球70亿人的更大市场。中国出口商品可以走遍全球，中国企业也可以走向全球，在全球服务全球，而不是在中国服务全球，这样的时代已经来临。

第三，金融服务必须跟上。

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本身还处于初期，中国金融服务于企业走出去更为稚嫩，需要做很多改进。一个方面是外汇管理方面，要适应新形势调整政策。

中国企业要在全球运营，需要全球资金流的汇集，需要管理全球的资金流动，如果什么资金汇兑都要审批，那么企业经营效率就会降低很多。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一些中国暂露头角的全球性企业在香港设立总部的一个关键因素，香港是自由港，资金进出自由。

另外一个方面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分支的在地服务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主要服务对象是当地居民，那么中国金融也应当跟随或引领企业在当地的服务。

比如中国车企在海外投资设厂，那么中国的银行也应当为当地居民提供汽车贷款等等，中国银行业不仅仅要做项目贷款，也要做海外的零售客户，成为真正的国际化银行，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服务于出海企业的业态要跟上。

正如国内正在讨论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这种落后在服务于出海企业方面更明显，比如法律、税收、信用、咨询、公共关系等各个方面，制造业走出去需要一个庞大的生产性服务业去支撑。

这方面中国企业目前主要仍是靠老乡会之间的互助，类似于日本商社之类的新型出海的服务组织太少，官方和民间服务机构的互动也不多。

这种服务业的短板也是中国企业出海风险较多的原因，要么是出海前的尽调过于粗糙，忽视了海外投资的复杂性，要么是出了问题之后吃哑巴亏，因为对海外的法律服务等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也不敢于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五，推动制度、规则、标准等体系的对接。

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中国企业出海之后，很多企业实际上是从国内企业，国内有生产基地，国内企业和海外企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这也带动了中间品的出口。

但是中国国内的产业和海外企业之间要建立紧密的产业链，需要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标准体系的对接，这样才能让中国的产业链延伸到海外，一些零部件可以在中国采购海外直接可用，而不是要适应海外的标准，从零起步建立新的供应链体系。

中国制造业强大是因为产业链整体强大，对企业出海而言也是如此，中国出海企业背后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而不是完全和母体割裂的生产制造体系。

这些年在制度、规则和标准体系的对接上有进步，比如近期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新增的9个章节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关税的问题大多在2.0就已经解决了。这方面工作加速，中国企业全球化才能走得更远。

第六，培育中国的国际化经营人才。

这些年中国企业出海已经培养了一批国际化的经营管理人才，他们处于中国企业出海的最前线。

但是他们仍是中国企业管理人员中的边缘群体，很多外派人员也不一定是企业的骨干，大多是只身奔赴海外，有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家属随同出海、小孩海外教育、国内社保体系对接等等。这些问题应当有专门的政策解决，让出海人员进出无忧。

同时，这几年国内就业压力加大，很多是海外留学人员也面临就业问题，他们具有海外生活经历，理解海外的文化。

国家应当专门出台政策，鼓励海外留学生走出去就业，去一带一路等诸多国家历练，同时也锻炼和培养中国的国际化经营人才队伍。

第七，推动中国企业出海高质量发展，包括品牌建设、售后体系建设、社会责任体系建设、合规建设，也避免在短时期内中国投资过于密集地奔赴一个地区，注重产业链利益共同成长，避免内卷式竞争带入海外。

……

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一些，很多内容参考了林雪萍教授的《大出海》一书（这本书非常值得推荐），我们相信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企业出海大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让中国企业更多在全球服务全球。我们也期待中国诞生更多的真正的全球性企业、全球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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